第18部分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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