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世时65岁。在家里他没有什么病。大夫检查他是脑溢血。我就答应我父亲一句话,我要报仇!
到省城去,寻求妇联帮助
我在娘家呆了快6个月。那段时间,他没敢去看我。他托我在县城的几个姐妹,搭车过来看我。她们不光看我,也给我通气,他还想让我回去。我对她们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回去。你们救了我的人,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让我回家,不回。”我向儿子要170块钱,坐车直接到了省妇联。是我自个要去的。当时,我二弟媳妇不让我去,说:“人家谁管你呐!在家里呆着。我们能供得起你”。我说:“人活一天,总要活得明明白白的,不能待到这儿,躲到这儿就完事了。”后来,我二弟媳妇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她是个裁缝。我二弟还让她把自己的衬衣给了我一件。我没有什么衣服。在自己家里就不爱打扮,从来不爱美。我不是说现在后悔了,这是命。
后来,我就走。
我是农历六月初七跟我妈家走的。他们不让我去,说肯定没人管我。我跟儿子要了170块钱,没告诉他我去哪儿。到了省城,我就找工,沿门一家一家地问,反正去了外地,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最后找到了一个拉面馆,给人家洗碗、端盘子。老板是个浙江人,说一月给我350块钱。我说:“多少钱也行,有个休息的地方就行。”那会儿我的腰还抬不起来,脚也肿,连鞋也穿不上。干一会活,眼睛就肿得什么也看不清,我就拿湿毛巾苫(盖)一阵,凉快一下,就能看到。儿子知道我去了那儿,断(追)过去,不让我干。我心里一个劲地说,“我缺钱,我要干下去!”我对他说:“你把妹妹照顾好,不要管我,只要我活着就行。”干活的时候,我干一会就蹲在那儿哭一气。饭馆在一个大学门口,来吃饭的学生就问我,“这个姨,怎么想哭就哭一气?”我告诉他们:“我出来不是打工的,我缺钱打官司。”我就像告诉你们那样,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学生们说:“你去找记者,让他们给你登报。”那会儿,我心里一个劲地惦记着妇联,说:“我想找妇联。不管哪个妇联,找到一个说说心里话,把我心里的怨恨,就跟告诉亲母亲、亲姐妹那样,都说出来。”他们说:“不行。要是报上登出来,妇联看了就会找你。”
后来,一个男学生带着我找到记者李子英(读音)。她给我登了报,并且告诉我省妇联的地址。那会儿我不敢坐车,怕坐过站。我就自个走,一边走一边问路上的警察。到了省妇联,她们问我找谁。我说:“找省妇联。”她们说:“我们都是省妇联。你要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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