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母花重金为他请了位高明的华人律师。这位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为小张作了“文化辩护”。

律师搜集了许多证据，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在法庭上充分论证了中国男子的耻辱观。他说：“在中国，男子视妻子红杏出墙为奇耻大辱。女人可以穿绿鞋，男人可戴不起绿帽子，对给自己带来耻辱的妻子，必欲杀之而后快。当然这是不符合西方观念的，但一个男子由于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情急之下，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的确不能忽视传统文化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不是属于我当事人个人所有的，而是来自于整个民族，因此，不应由我的当事人对基于这种文化观念而引发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在判决时，应当对文化观念给予人行为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考虑。各位陪审员，我已经注意到，在美国的司法个案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

律师接着援引了几个美国法庭因文化因素而减轻判刑的案例。其中有一例是关于一位日裔妇女的。

这位日裔妇女因被丈夫遗弃，生活没有着落而携两名幼子投河自杀，经抢救，这妇人脱险，两幼子却丧生。她被指控犯了杀人罪。主审法官和陪审团接受了律师的文化辩护—；—；同样情形在日本文化传统上不认为母亲是在犯罪，使该妇人得以无罪释放。

华人律师为小张的辩护是成功的，考虑到小张的文化背景和自首的事实，法庭对他从轻判处，只判了8年有期徒刑。

“判8年徒刑，出了口恶气，值！”小张恨恨地说。他曾听父母讲过武松的故事。知道武大郎就是因为发现了妻子的奸情，而被她灌了毒药后用棉被捂死的。他想，自己要是不先下手为强，说不定哪天也得落个武大郎的下场。他只恨便宜了那个白人经理，有机会真该连他一起做了。但小张也有反省自己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美国人也许对这种事不会像我一样冲动，他们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解决。”

开饭时间到了，犯人们又一窝蜂似的向食堂涌去。监号里顿时变得空荡荡的，只有小张坐在床前，埋头奋笔疾书。

“小张，你怎么不去吃饭？”李易之走过去问道。

“噢，李警官，这监狱的饭实在太难吃了，我泡方便面吃。脑子里突然来了点灵感，我得赶紧写下来。”

“我能问问你在写什么吗？”

“你看。”小张递给李易之一份全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上面有人用笔在一篇“20万美元握握手？”的新闻标题上画了个框。这篇新闻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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