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的都是当年部队的眷属，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里的人都说汉语，学中文，让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刘义是这里唯一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由于白天学生要学泰文，所以中文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校里的这些孩子虽然懂中文，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方块字的符号，然而中国对于刘义来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伟大领袖你杀不杀，我说杀，就是为这句话，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很恨，恨不得放把火，把整个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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