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身为老师,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学校和老师,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生气地说:“这个人说话太没水平了!”说一个老师“没水平”在我看来是很厉害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
我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再也没有我的份儿。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相当一般,操行评定只给我“良”。实际上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在学校里的表现也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妈妈很不平,她不屑地把这张报告单扔在一边。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好学生”,妈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妈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涡,很乖巧讨喜。她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学校里的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原因是“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妻会反目成仇,对立两派的甚至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远远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小义和我家住得很近,是我转学过来认识的不多几个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一起走,也老在一起玩。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叮嘱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我就尽量回避她,不再主动去约她。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等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一声阿姨,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小椅子上说说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