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敏感。宁可没有,也不会向别人索要,即便对父母也是一样。补偿是没有必要的,也根本补偿不了,因为为时已晚。
不过爸爸回来还是给家里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四口之家,妈、爸、姐姐和弟弟。我们欣喜地发现有许多东西都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准备的:八仙桌或者小方桌的四个边,客厅里的四把椅子,四只一模一样的饭碗和盘子,新买回的一把漂亮茶壶配着四个杯子,四个人坐下来还正好是一个牌局。尽管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但我们还是挺沾沾自喜的。
追本溯源,妈妈尤其得意,因为这当中有两个人是她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她很庆幸自己恰好生了一男一女,不需要为了某个性别再去生第三个。那时候买米买油买布买肥皂买火柴都需要凭票,孩子却是敞开生的。有些人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一路生下去,舅舅比外甥年纪小的有的是。70年代每家的收入都很有限,工资很低,没有奖金,也挣不到什么外快,孩子一多,家里经济负担重,自然就穷。而且那时候“重男轻女”思想普遍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女儿是“人家的人”,续香火得靠儿子,有的人家为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孩子。还有就是那时候避孕知识不普及,社会对此讳莫如深,很少有宣传,也听不到公开谈论,甚至连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都极少交流。据说在文化较低的人群当中,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采用过任何避孕手段。
不过我们左邻右舍多子女的却并不多,大约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吧。当时尽管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在生育方面还是懂得节制,也比较接近某种文明的标准的。今天也是一样,生育除了产生孩子同时也产生观念,同样是文化层次高的人群生育观念更加超前,除了“只生一个好”,有人还选择一个也不生。其实生或者不生、多生或者少生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个体生命主动配合人口总量的升降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行为,而对生育具有明确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进化。六七十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有一种优越的,这种优越感透过时代政治背景的阴影顽强地显露出来。那时候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他们需要面对种种压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然生机勃勃。妈妈是个持家能手,当时她和爸爸一个月合起来挣一百块钱,但她能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包括赡养老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本事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每天傍晚她下班回来都是我和弟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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