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道铃声响了,列车似乎已经等待得不耐烦了,铃声未落,它就启动了。
袁光从车窗探首外望,大家还是呆立在站台那儿,每个人的眼眶里几乎都快要迸出眼泪来。
再望一眼抚育过你的丽岛吧。
什么时候再能与亲人见面呢?他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大家心里都茫茫然。
列车终于全速开动了。
袁光探出大半个身子来向亲人们招手。为了抑制住自己那离别时的情感,他一直闷闷不乐地咬住一口面包,茫然地凝视着渐渐消逝的亲人、车站、故乡。
火车箭一样地向前急驶,把亲人、把站台、最后把故乡远远地、毫不留恋地抛在后面了。
袁光感到两眼模糊起来。他努力克制住自己,闭上眼睛狠命地吸着烟,仿佛浓烈的烟雾能渗淡他内心的忧闷和苦楚。
转眼间,袁光走了已三个多月了。韩家依然过着宁静而枯燥的日子。
韩天教授仍在学校实验室里带学生做实验,可他经常被个别富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的无知和傲慢态度气得无所适从,浑身发抖。
他一直搞不明白,这些入学前在地方上任什么“革命委员会主任”、“大队长”和“厂长”、“书记”等的政治人物,为什么还要到大学里来“镀金”、来“活受罪”,来把正常的大学秩序搅得鸡犬不宁。
有时,他整天躺在家里默想,咂摸着他的悲苦。可老呆在家里躲着又不是个长远办法,因为他怕身为系党总支书记和业务主任的工人师傅责怪下来,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
主持学校和系里工作的工宣队师傅们,据说都是矿山出名的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矿工,他们对党有着无比深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尽管他们识不了多少字。但这些人算是认准了一条管理大学的真理,那就是千万不能忘记要对知识分子始终不渝地进行“教育、改造和利用”。所以,经他们处理的事务和所作的报告中,总是“教育”不离嘴,“改造”不离口。
最近,不顺心的事太多了。
学校工作问题,孩子前途以及又听说韩春谈的那位女朋友因发现他家“没多大意思”而想与他一刀两断的问题,一股脑都压抑在教授身上。
这些日子,他那双大眼睛塌陷下去许多,眼睛底下青里发黑,腮帮子也塌拉了下来。
有时,他觉得自己的情绪低落的难以自控,郁闷难忍,他真想到一个他也说不上来的什么地方痛快痛快。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一向斯文的教授却有时用爆发的形式来处理人与人、家与他的关系,有时他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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