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换人。掏空了企业苦了工人。乔嘉木这些年官运的气数已尽,自当了工会主席和党委常委后再无升迁。时下光有权术还不行,还要有学历资格和用票子换的通行证。学历上乔嘉木显然就不够,他原来是初中的底子,后来弄了个业大的大专文凭,也只够保工会主席、党委常委位子的。人家厂长轮班坐庄的,都是六八届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这一茬子人当年被视为“臭老九”地位低下,如今却吃香。乔嘉木虽然不能像当厂长那样搂肥的,却也能在提干、调转、长工资上为人说话办事儿,收点儿了礼,搂点儿瘦的。比起当时那些能念“十万元不算富,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的发财经的人就差得远了。
柳秉元这会儿已经是能念这种经的人了,当然乔嘉木并不知晓柳秉元的财气已到了如此境地。他只是在十年前柳秉元停薪留职在外搞什么机械维修时有所关注,对柳秉元在厂子时他的眼皮底下沉静了十几年后的活泛,他的恻隐之心也让他忐忑不安了一阵子,但转念一想:你毕竟是离开工厂了,再扑腾也是萤火虫的屁股能有多大亮?即使有点亮儿能耐我何?再后来他也听不到柳秉元的消息,也就把心中的这念头放下了。而这时的柳秉元已不是当年那个大大咧咧的小青年了,资产百万计了,但他从不露声色,家早搬离了厂家属区。那房子先是让结婚没房子的妻子的姨表弟借住,后来人家有房子不住了,就租出去。他从不回厂子和家属区招摇,厂子的人都不知他的底细。
但他的目光并没有放下乔嘉木。
连着两年没考上大学,乔媛媛心绪非常颓丧。她所在的学校是市里较有名气的第一中学,不仅她们班,就是她们这个学年没考上大学的也没几个。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考进大学,从身边离开走入新的学习环境,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笼罩着她。情绪低落中,她已丧失了再努力的心气儿,整天懒散在家里。她母亲看她情绪不佳,小心翼翼地劝她出去走走,散散心情。可她也实在没几个可去的地方,要好的同学都考上大学,有的到外地学校学习去了,在本市的也都住校或忙于学业,谁有闲心陪她呀!
对前途渺茫的担忧也浸上她的心头。不免升起对父亲乔嘉木一种懊恼,怨恨他当初不该横加干涉她考取北京和上海的舞蹈学校。为此,她很少理睬父亲乔嘉木了,赌气不跟他犯话,整日关在自己房间里。好在乔嘉木搂到手一处大住房,三室一厅,净使用面积八十二平米,这在当时是超高水准的了。乔媛媛的房间就有二十平米。房间里放了一张小号的木制双人床,一个双玻璃门小书柜,一个衣柜和梳妆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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