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爸爸的身上找呢?”赵离燃起一丝希望。
大睁着双眼看着医生,样子有点傻。“只要能救孩子,我们什么都愿意献。”
“不行。”医生说,“也许,可以用他的亲生兄弟的骨髓。”
赵离摇了摇头。她和老张是最早自愿只生一胎的夫妻,生下山山以后,正是“文革”结束不久,一切都在拨乱反正,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应有的尊重,她觉得她在北医大学的知识远远不够,又到省人民医院进修了一年。再后来,她担任了副院长、市计生委副主任,有许多工作需要她去做。她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失去了做妻子的兴趣,更没有精力去生第二个孩子。她甚至没有同老张商量一下,就去领了独生子女证。怎么可能想到今天会因孩子的疾病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看来只有等待了。”医生说。
假如有了相同的骨髓,她还面临着第二个难题,就是昂贵的费用。据说作骨髓移植,大约需要二十万以上的治疗费。对他们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山山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是高烧持续不退,体温最高达到41℃,后来皮下渗血,遍体青瘢,癌细胞一度达到90%,医生已经向她们夫妻下了病危通知书。
可是山山还是从死亡线上挣扎着活了过来。
这一个月中,赵离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考验。这家医院是她曾经实习过的地方,说起这段经历,有几个医生护士还认得她,客气中有一种北京人特有的优越。经州一院院长的同学在血液科担任主任,对她特殊照顾,为她们一家安排了单独的病房,生活上倒没什么不便。每一次抽髓化验,粗大的针头扎进山山的腰椎时,就像扎进她的心里。而山山推进诊疗室,厚重的门把她关在外面时,她就要经受一次生离死别的考验。
深夜,山山入睡,赵离悄悄离开病房,在病区大院徘徊。北京的夏夜炎热非常,但赵离宁愿这样独享宁静。远处的市声透过楼房的间隙隐隐传来,勾起她对二十年前的回忆。那时这里院落宽阔,绿树如荫,现在却挤满了许多楼房,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顶楼四周矗立着巨大的广告牌。夜晚的灯火照在上面,晦明变化,简直让人怀疑这是今夕何夕了。在医院的一个角落,旧时的洗衣房还在,她想起在实习时常常在这里为洗衣工帮忙的事来,那时她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未来的医师或者教授,可她却为洗衣工帮忙,像护理员和清洁工那样在病房拖地,倒尿盆。现在想起来,也许很多人不会理解,可是那时就是这样。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们在甬道上匆匆走过,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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