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城的大道坛都被孝文帝下诏拆除。孝文帝对于宗教的控制也达到了北魏一朝的最高峰,其严厉程度决不下于太武帝。孝文帝确实精通佛理、礼敬高僧,但决不能跟他本人崇佛或者是兴佛划上等号——哪怕少林寺也是他下诏修的。
以论文节选简要说明这个过程。
到了太武帝时期,太武帝开始提出更明确的主张了,不论是向北凉求昙无谶还是拜天师道寇谦之为天师,实则上都是意图通过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北凉借助昙无谶之类的高僧来发展佛教巩固政权的作法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北凉被灭后残存的高昌凉国政权)。太武帝下令灭佛的诏书与数十年后孝文帝的诏书如出一辙,禁止各种咒术、异术、星占,阴阳图谶一律毁之,要求正本清源,一齐政化。不过孝文帝比太武帝还要不留余地,太武帝只令不得私藏,孝文帝的诏令却是公藏私藏一律以大辟诛。太武帝尝试了以佛教和道教来操控国家的意识形态,前者以灭佛告终,后者以国史之祸(崔浩族诛)与鲜卑旧贵族势力妥协而告终,两者皆告失败,因为那时候的北魏并不真正具备高度汉化的背景,冒险突进的结果只能如此。
太武帝之后,文成帝、献文帝两朝皆大力发展佛教,并推崇黄老之学,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是标志。虽然崇佛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但这个意识形态改变的过程终究是在迅速发展,文成帝—献文帝期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太多汉化方面的实质性改革,从云冈石窟的供养人画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包括石窟本生故事壁画都有大量的胡化人物。但整个北朝社会(因北魏前中期实行宗主督护制,北魏实际控制的是京畿地区,本文讨论也界定这个范围,在其外的范围实则汉化是不明显的)对于汉化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孝文帝登基后才能实施一系列措施逐步推进汉化,在行均田制的前提下,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终于实现对北方地区的真正控制,然后进行服饰、语言、礼仪等全方面汉化,迁都洛阳。拓跋鲜卑自太祖拓跋珪建国之初所建的路线终于在孝文帝时代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节点,既是汉化的极致,也是分裂的另一个开始。
上文里面的“汉化”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说“改革”比较好。但是约定俗成,暂且就这么说了。在之前的小课堂里面,提到过北魏的后宫嫔妃品秩改革是以孝文改制为分界线的。孝文后宫嫔妃品秩循周礼,没什么可特别说的,但是那个“礼”字,代表的不是礼仪礼节,而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是礼制,直接与其相连的就是“法”,即法系。不是平时古装剧说句“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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