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便蕴含了一种寻求“品位”的苗头。无论从哪方面看,汉代的等级体制中确已蕴含着趋于“品位分等”的内在动因了。
进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演化出了一个以士族门阀构成的官僚群体,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身份性和相对“贵族化”了的集团,士族以其门第权势支配了官僚的铨选,并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和身份特权。为在分裂动荡中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者的家族中录用官员,从而使官僚队伍呈现出封闭性。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58'。与门阀和皇权的“共天下”以及士族坐享天禄、平流进取的局面相适应,“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经常让位于“优惠考虑”。九品中正制、“清途”概念、“清浊”观念及门第高下相互配合,赋予了官吏个人以凝固的“门品”。士族门阀习惯于尸位素餐,同时每奉送出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所以没有多少职掌的冗位冗号,便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官”与“职”的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这种大异秦汉的“品位分等”格局,是这个时期官僚等级制的最突出特征,由此划出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也是在这个时代发达起来的。大多数讨论魏晋南北朝品级秩序者,都把注意力局限在中正制和门品之上;本书则将拓展视野,给军阶应得的一席之地。军阶与军职是分离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品位分等”制度;它拥有首尾具备的序列形式,与唐代散阶已非常类似。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军号最早形成为成熟的“本阶”;文散官的阶官化,是在与军号“双授”时拜军号的“拉动”之赐,才得以完成的。军阶的性质、倾向和影响,与前述与士族政治相关的那种“品位”秩序,存在着某种重要差异,由此便可揭示出此期官阶制度演进的又一线索。
军事领域中功绩制构成了士气和战力的维系,而提升军阶便是褒奖将士之良方;军阶便于灵活处理沙场战功和军事才能间的矛盾,可以及时酬功迁级而不至变动职任,所以现代军队依然采用军衔制度。这样的理由,便可解释汉魏之际的战乱中将军号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两汉之际刘秀打天下时也曾涌现出众多的杂号将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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