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大概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在西汉初期就已经不能歌唱而只能诵读了,因而被儒家称为《诗经》。《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
宋代有“童子科”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熟读成诵。仅以“七经”来说,背诵总量至少为28。3万余字,其中《毛诗》39224字。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特别重视总结读书方法,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的读书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化”思想,通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再经过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最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童蒙须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约》中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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