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低体温的症状,被送到夏蒙尼镇的医疗中心治疗。安德鲁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纽约时间上午11点,那法国应当是17点。他在电话里等了很久,《多菲内日报》的编辑才接听了电话,但安德鲁实在无法理解对方说了些什么,虽然他已经在很尽力地用英语解释。安德鲁又拨了一个电话,打给了夏蒙尼镇的医疗中心,介绍了自己《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要求与其负责人通话。对方请他稍等,询问了他的号码并随即挂断了电话。安德鲁暗想恐怕不会有人回复,已做好了下一轮电话“骚扰”的准备,却没想到二十分钟后,铃声响了起来。是医疗中心的负责人埃德加·阿杜安打来的,想要知道安德鲁联系他们的原因。
安德鲁提起了苏茜·贝克,声称自己要做一份关于美国游客在欧接受医疗服务的调查。负责人却已想不起这个病人。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医院救治过很多受伤的登山者,并承诺安德鲁会去查阅资料,明天给他回电。
挂断电话之后,安德鲁去了图书馆。
苏茜走进阅览室,发现邻桌的位子上空无一人。她将借来的书放在桌子上,就去了旁边的咖啡馆。安德鲁正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边看报纸边喝咖啡。
“阅览室里不可以喝东西,可今天早晨我需要一点儿咖啡因。”
“没睡好?”
“是啊,在床上睡的,而我已经不习惯了。你呢?”
“你的床很舒服。”
“你的右手总是藏在口袋里,是拿着什么东西吗?”
“我是左撇子,右手很少用到。”
苏茜明显犹豫了一下。
“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它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她掏出了右手,食指和中指从第二指节起都已经被截掉了。
“因为和人打赌?”安德鲁问道。
“不是,”苏茜笑着回答,“是冻伤。奇怪的是,虽然坏死的部分已经去除了,可我还是觉得痛。有的时候疼痛感还会特别清晰。也许过几年就会好吧。”
“怎么会这样?”
“去年冬天,我们去爬勃朗峰,结果掉进了冰隙。”
“你的丈夫就是在这次登山中自杀的?”
“他没有自杀,是我害死了他。”
安德鲁被苏茜的坦白吓了一跳。
“是我的大意和固执杀死了他。”
“他是你的向导,应该由他来评估风险。”
“他警告过我,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坚持继续爬,他一直跟着我。”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也要为一个人的死亡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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