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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