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 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 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 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 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 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 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 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 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 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 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的过来。姐姐穿着新 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后跟。
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 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札了一 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
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 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 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 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 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满盛着红烧 肉和另一锅罗宋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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