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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不到五点,而最早的车是六点半,所以尽管我们困得要命,却只得强撑着,没谁敢睡觉。到了快六点,我们都饿了,相互之间的聊天也越来越没劲头,于是我起身去买口香糖,岂料小店找了我好几枚假一元硬币。本来我对他们找我一把零钱就不太满意,又见他们居然用假币糊弄我,当然就要他们把假币给换了。面对讲普通话的我女老板不大乐意,可男老板见到如北方壮汉的我已面露愠色,怕等会儿真把这家黑店给砸了,只好忍痛换了钱。接着我招呼那位汉川仁兄去吃早饭。
包子很香,可我不敢多吃,怕待会儿肚痛,坐车或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方便场所,大为出丑。那个汉川人倒吃得挺香,面条、粥什么的大碗大碗往肚里灌。我的Call机叫了起来,我明白时间不早了,就连忙招呼他。这小子还在喝粥呢!但见我催他,马上放下了碗。我们做了做准备工作,就一起去寻大巴了。检票口修得相当豪华,不愧为江浙的富裕之乡,银光闪闪的护栏,和电子装置衬得武汉的车站十分陈旧。这些设备,武汉不是没有,但都使用了好长时间,已变和灰蒙蒙的,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说明这些设备使用的更久,倒显得武汉到底是个大都市了。
上车后,我们开始欣赏影片,但那个上海女人突然又上车门口探出了头,她问这车什么时候出发。售票的女人用常熟话回答马上走,她这次倒没划价,但却要求车停一会儿,让她把货搬上来。女售票员凭经验就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有不少东西,就说货要是多了可不行,要收超重费。上海女人气愤之下,说又不是没车子。突然她看见了我俩,欣喜的叫了起来,让我俩帮帮忙,我们只好不情愿的下车了。原来她要我们帮忙搬货,这个女人带动三个长、宽近两米,直径近半米的大包,我们帮她搬到了停车的地方。我考虑到衣冠须保持整洁,就和上海女人一样只用手提这玩艺儿,包挺沉,不知装些啥。汉川人没这么多顾虑,他弯下腰背起包就跑,那样子挺滑稽,个子不高的他活像过去战争片里偷粮食的鬼子兵。
等包一抬完,我就上了车,上海女人也没道声谢。车上映的影碟出了问题,老板又换了部片子,这片子是台湾拍的催的眼泪的玩艺儿。讲的是水污染和苦命孩子的故事,那受人歧视的小孩最终溺水而亡了。连自来水都安不起和用不起的人家使用我们对台湾的富裕产生了怀疑,尽管这是讲70年代的事,可仍让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我不喜欢看这类玩艺儿,因为我本身过得就不是很痛快,再看这种悲惨的影片不仅达不到娱乐的功效,反而会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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