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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