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因历史问题受牵连，没有人能公开保护他，只有暗中帮助。当时我想，他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贡献最终是会被认可的。”　符茂陪回忆道。

是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曾经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记得1983年我在省城广州进修，58岁的母亲突然病危，身边唯有七十多岁的父亲。虽然情况危急，但县委、卫生局和医院等相关单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助照料母亲，甚至帮助处理我母亲的后事。当我从广州赶回母亲身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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