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国家也不能算是幸免于难。
畸形婴儿的问题被推到人们眼前的时候,各国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鉴定,结果让人无法乐观。在媒体透明化的西方国家,游街示众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激动的市民集结后去砸农业研究所的,一时间社会就动荡了起来。
现在,农业学家基因学家,再也不是什么好的称号的,大家开始对这些研究抱有仇视的情绪,不论好坏不分是非。只要是涉及基因研究的,都会被自己的左右邻居亲朋好友唾弃,没人管你是不是也参加了转基因研究。
不久之后传出了一些科学家受到迫害的消息,甚至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叫好。基督教徒们也没有对这些科学家展现怜悯博爱的一面,他们认为这些科学家都是罪人,应该受到惩罚。
激进的人们甚至冲到那些研究所职员的家中,砸坏他们的东西,打伤他们的家人,夺走他们的粮食,然后有些还会留下一袋可食用粮当做纪念。
警方虽然进行了控制,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护所有研究所的成员,毕竟他们也不仅仅是为科学家服务的,这个社会还需要他们维护治安。而那些被抓捕的破坏者,除了有些案情严重涉及谋杀的被判了刑,那些砸东西打人的,大多不了了之。
面对着空前的民愤,法律也显得十分无力,不被人民认可的法律就没有生存空间。除非政府要站在与所有人敌对的那一方,但是政府不可能这么干,政府代表的从来都只是权利,而不是正义。
外面好像已经是一团乱了,我们镇上基本上还算比较安宁,几乎所有人都在想着,等到明年,自己也要到山上去开一块地,无论谁来制止都不顶用。
陶方说他明年要多种一点地,到山上去再开出几块,种点红薯也是好的。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想,他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这个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的弟弟,这几年简直要变一个人似的,已经慢慢地被生活压弯了脊梁。
有一天他问我这两年是不是又长高了,我们两个人比了一下,我比他还要高出了半跟手指,他笑了笑说我发育可真晚。这是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发现自己长得比他高,从小到大,我都是瘦弱矮小的那一个。但是这个发现,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喜悦。
眼下还不到八月,地里的稻子都还没到收获的时候,我每天到山上去割草,没几天也割了不小的一堆。看着山谷里的那块草地,我在想到底是要开垦了种上水稻,还是挖个池塘养点鱼呢?
稻田我现在已经有了不少,一个人从播种到收割也十分辛苦,但是稻米却是多多益善。养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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