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只是罚俸斥责,小惩大诫。至于程雁翎与祁家的姻缘之份,至此亦彻底终结。
但此事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再次在京中引发什么议论了,因为在三月十四,宣帝对祁烽案定论之前,阁臣之中已经有人再度提出了有关议立太子之事。
莫说从正月十六,程雁翎回京之时就基本算是给祁烽案敲定了的一个大局,就算是该案仍有争议,其紧要之处,也万万比拟不了青宫储君之位的议立,大盛万里江山的传承。
而且,这次宣帝虽然仍旧没有在储君人选这个问题上表示出明确的偏向,但口风却带来了更加暧昧而含糊的信息,当廷回应阁臣的意思,几乎就是让群臣百官畅所欲言,尽可提出对未来太子人选的看法与奏本。
其实有关立太子之时,在天旭九年,也就是四皇子赵王六岁的时候就曾经有臣子含糊地提过一次,明面上的意思虽然说是有嫡立嫡,保举赵王,然而实际上赵王的自幼体弱,以及昭阳殿远不如长春宫圣恩深厚,人所共知。因而那一次与其说是议立,倒不如说是试探,试探宣帝对待后妃并膝下诸子的态度。
那个时候的宣帝直接回避了这个问题,理由是诸子皆幼,容后再议。而后天旭十年便是北戎进犯郴州,有关储君人选之事顺理成章地就被延后了。其后数年,每年也都会有人或明或暗地再提一提,而宣帝的答案总是一致的,再议,再议,再议。
对此,荀澈甚至私下跟俞菱心暗暗评论过:“皇上性情仁厚随和,大盛历代帝君,空前绝后,无人可处其右。”
当时俞菱心就白了他一眼——你想说皇帝老儿太优柔寡断了是吧!
不过这话到底还是不能直说的,夫妻二人心照不宣,这话题也就带过了。
再回到眼前,宣帝这次虽然看似仍旧说了“再议”,却并非是一味拖延,而是当真叫群臣百官,议论保奏,大约也是从当初仁舜太子朱伞之事开始,终于意识到此事已不能再拖。
但群臣议论归议论,从三月十四开始,一直到三月底,魏王大婚终于举办之间,廷议之中都还是一片热热闹闹的太极景象,人人都好像对确立储君之事很有些看法和想法,然而却也没有几个位高权重之臣正面提出人选之议。再说白了,就是群臣几乎都是在一边议论一边观望,并不愿意轻易明确表示出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
即便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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