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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