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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