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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