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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