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