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我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调走使我万分失落。我开始利用放茅和她取得联系，先是早上放茅时在茅坑旁边放一个纸团，下午放茅时看纸团换了，我知道是她领会了，下次我就胆子更大地放了一张写着我家地址的纸条，她也如法炮制。以后我们又相互写一些鼓励的话，就这样来来去去，我们的游戏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进行了大约有几个星期，最终以我的纸条没有人再拿走而告终。我不知道她是判了刑、回了家，还是调离了那个筒道，我不知道游戏因为什么而突然中止！

那时我们正值花样年华，脸上都长着雀斑，都梳两条辫子，我们都在恋爱，又都对恋爱的前景充满了怀疑和绝望……出狱以后我记得曾找到过她的线索，好像是在一个国营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曾托人与她联络，但没有结果。我常常在心里自问：如今她是谁人妻谁人母？她将那段往事摆放在心灵的哪个位置？是否还记得在监狱里相识的患难姐妹？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４

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