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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