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
虽然李南的前夫当时是另一家刊物的成员,但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就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的小女儿,一九七七年因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牵连入狱。我坐牢时近二十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十七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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