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二○○四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１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旋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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