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被妈妈感动并因此而懂得什么是善良仁爱?如果能够这样不是也挺好嘛。
说出来有点儿可笑,到了对功名甚至异性都已超脱了虚荣的年龄,我却常常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面前禁不住搬演虚荣。比如,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根本都不看重的所谓业绩对他小小地吹一吹牛;再比如,到他的学校去我会刻意地打扮自己,让他不会觉得丢面子;还比如,评高级职称是为了将来对他有个交待。我一厢情愿地这样做,不过是希望他觉得妈妈有点儿了不起。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我还有另外的小私心,想让他对我服气,否则等他长成了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我一个小女人怎么管得了他?
年前,有朋友从重庆来,送我一件“琉璃工房”的工艺品,一只大天鹅背上驮着三只小天鹅,大天鹅用翅膀护着它们。精美的包装盒里有一张卡片上写着:“一辈子带着,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地带着。”她说,看见这句话就想起你们母子。其实,世上哪个当母亲的不是这样呢?又劳累又操心又生气,同时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我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是所有做母亲的女人都会遇到的,只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一切悲喜愁欢就变得不一样了。
二○○○年
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1
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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