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虽然疼痛对于肉体是一样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程度,也不与肉体被打压的轻重成正比。不管是当年给我思想启蒙的赵一凡,还是给过我重大影响的史铁生,以及创办了《今天》杂志的北岛,都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从不敢标榜有何等政治理想。崇高与神圣就像纽约上岛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如果说我们在言行上还有一点儿自律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证明还有一点儿诚实和善意存在。
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诚实与善意也能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社会,诚实和善意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常听到有人喜欢自我标榜“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以此显示自己的超脱与潇洒,讽刺那些不识时物的“傻瓜”,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喜欢自我标榜“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一样。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今的赤裸裸和以往的信誓旦旦一样,都是真实的。之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在于这种人从未有过被一种精神的魅力诱惑和感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在一个人相对纯真时被开启的,有点儿像跳芭蕾和弹钢琴,躯体的柔韧是童子功,品性一旦形成便成了习惯。
亲爱的坚妮,我的这番感慨,既是对于你关于我们之间异同的回应,也是对于你信中关于“我们的经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伸出什么结果”这一话题的展开。同为母亲,我非常理解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焦虑只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严峻。我没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你,经历着比我更深的焦虑。想到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那个道德堕落之中虚伪和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把儿子从地域到语言都与中国隔绝开,我很为你难过。我能体会到那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
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在儿子成长中我自己的故事。
一年多前,十四岁的儿子突然迷上了摇滚,弹琴影响学习不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自杀的乐手,我越发地紧张,但是我不敢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