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达到目的的办法,所以无论高太后内里是否反对新法,其内在原因都不重要。
新党唯一能抗衡的办法,只有打好太子这张牌。但是不等于表面文章不办,人心支持也是至关重要。
面对司马光打‘祖宗之法’这张牌,章越要再从传统新党角度叙事,就容易落于下风。
章越谋划了一番,奏对道:“臣食君之禄二十载,唯知'以民为本'四字。用百姓骸骨垒忠厚,臣不知是有这个办法。”
“司马君实是君子,臣始终也如太后般相信其心是光明正大的。但他脱离地方太久,十五年埋头著书,怎知天下民生几何?其执拗在臣看来如当年王介甫无二。”
司马光的上疏,有个一如既往的套路‘臣光故曰’。
当然重要支撑,还是司马光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楷模。许多新党中人如蒲宗孟,都质疑过司马光人品言:“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结果被官家怒喷“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对政敌或政见不合的人污名化或泼脏水,这是人之常情。但此举容易影响到你的判断,你的客观性。
如果章越要在人品上质疑司马光的动作,肯定被高太后嗤之以鼻。你章越不是在怀疑司马光的人品,而是怀疑高太后看人的眼光。
章越继续道:“臣记得《孟子》中有'民为贵'一章,臣曾问程颐:'仁政可计量否?'程颐答曰:'活民几何,即仁政几何。'愿太后以稚凤慧眼为镜,莫使青史独照垂帘。”
对付祖宗之法的办法,就是尽废新法引发经济民生动荡怎么办。
高太后看了章越所拟奏疏,废了免役法不说国库一年少了数百万贯的进项,还有建州茶税及苏杭机户都仰赖于免役法,这怎么办?曾布更整理出《役法源流考》,驳斥了司马光恢复旧法。
高太后是要夺权,但更大的前提就是坐稳这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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