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片(就是A片),一边说着。
“哪天我也来个『东京大屠杀』替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报仇。”
一边听着启鸿大喊“钓鱼台是我们的”,一边看着阿朋手里的A片,我的心里越来越排斥倭寇的语言和文化。有的时候回想起高中历史课本里面,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画面,我真的恨不得一把火把桌上的书全给烧了。
我当然不敢这样冲动,除了我还必须熬到毕业以外,桌上这些印上黑字的纸,可都是我用钞票换来的。
真的是很尴尬的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走进考场的前一分钟,我都是这么觉得。坐在位置上,我觉得我的毛细孔都快要骂出脏话来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很大,很刺眼,却依旧升高不了台北的温度。很冷,我的手冷的很不象话,冷的我连拿起笔来写下答案都没有办法。
前一天晚上,我接到成照寒的电话。我一点都不意外,除了阿朋以外,没有人会在凌晨打电话给我。
当然,她不会像阿朋一样畜生,打电话叫我起床上厕所。电话一接起来,很平静,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除了她均匀的呼吸声以外。
“林朋生跟我说,你们明天要考试了。”
我点点头,忽然发觉在电话的那一头的她看不到,所以我随便“嗯”了一声。
“所以,考试加油。”
我挂了电话,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好像心被人用手紧紧的握住一样,紧的喘不过气来。
没有多说什么,反而让我意外。
或许人就是这么奇怪,明明是害怕的,偏偏心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期待。
我甚至希望她可以多说一点什么,什么都好。至少让我的心里有一点点安慰的满足感。满足我面对冷冷的课本,冷冷的空气,冷冷的烟头,冷冷的回忆。
是的,我有一点失望,一点点而已。
隔天,我看着窗外,甩着笔,做着日光浴。
基本上,在国家级的考试中做日光浴会有一个下场,那就是监考老师关爱的眼神。
面对着监考老师的压力,我只好拿起笔,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勉强压下纷乱的思绪,勉强不要去享受窗外温暖的阳光,勉强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个任务,去结束这一个试验。
后来,听力测验的内容我完全没有听进去。甚至连我写出来的答案,都是倚赖我的可爱贱兔造型橡皮擦。
说真的,我很感谢发明“执筊”这玩意儿的人,因为他为我哀嚎中的考试卷增添了不少的色彩。所以我在填上所有答案的同一个时间里,没有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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