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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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
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
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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