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儿，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做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争辩道：

“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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