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音就像一群纪律严明的战士。
我开始教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孩子们跟着我唱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唱。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唱。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我发现孩子们唱起歌来七高八低,还跑调,怎么纠正也不管用,我还是一遍遍耐心教下去。
七高八低的歌声飞出破烂的学屋,引来一群看热闹的人。我发现三梆子不知什么时候蹭到了门边,倚着门框羞愧地低着头。我说,三梆子,进来坐好吧。三梆子一听赶忙蹿到自己的座位上,用高八度的声调跟着唱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说他唱,其实是在喊,他的脸憋得通红,门外看热闹的人就嘻嘻哈哈地笑他,说三梆子一顿吃仨窝窝,有劲儿没处使,三梆子却更卖力地叫唤起来……
开学以后,陶庄学屋周围的环境很快就有了改观。杜翰明把县里批给他盖宿舍用的玻璃送给了学屋,陶成大叔派桩桩大伯给教室装上了几扇大窗子,还安上了一扇镶玻璃的门。教室里的光线顿时亮了许多。三梆子自告奋勇把墙上那块褪了色的破黑板扛回家,用素英染衣裳的朱黑涂得黑漆漆的。那些土桌土凳也被刘锁带着一帮小伙子重新抹得有棱有角,显得十分整齐。这一来,陶庄的学屋才开始有了学校的样子。
陶庄的孩子们不再像刚来上学时那样莽撞无知了,他们也不再把狗带进教室。只要一上课,他们就会立刻跑到各自的位子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安静地瞪大眼睛直视着讲台。在这里,孩子们依然习惯地叫我姐姐,而不叫老师,五星他们说,咋看我也像个姐姐。他们说老师很厉害,姐姐总是笑嘻嘻的。
我发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却是有所偏颇的。上语文课的时候,他们都能很认真的听讲,眼睛亮亮的,显得很有精神。可是,一上算术课,他们就像缺了水的秧苗——蔫了。
姐姐,俺一见那些洋码子,脑壳子里就像灌了稀糊糊,迷糊着哩。有一天,被叫上黑板做算术的三梆子为难地抓着后脑勺嘀咕开了。
满屯儿也站起来说,咱陶庄用不着算大账,村里每回分麦子,俺娘用个做饭的水裙子一兜,就兜回来咧。那斤两还用算?
别的孩子也跟着小声地嘟哝,学那做啥?还是讲故事听吧。
就是,俺爹说啦,学洋码子没啥用,庄户人家,长大会看秤,会点大票子就中哩。
陶庄人的生活太贫苦,苦得失去了长远的希望,苦得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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