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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也差不多这般。由此看来，越古老的距离今天越遥远，也就越混沌。

今人对历史的了解，凭借的主要是地上的文献记载与地下的出土文物。于是乎历史研究便不能不遵循严谨考证与分析的学术路径，尤其是自上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引入国门后，史学领域日益强调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近三十年来更是流派迭出，范式屡变，并形成某种特定的表达语汇与写作格式。必须看到，因此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不仅澄清、破解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具体史实，而且揭示出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内在规律，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就此而言，历史学成就斐然。

不过也得看到，如今学人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学究气了，其中一些研究著作还不免流露出刻板生硬的面目，令人望而生畏，这便日渐远离社会大众，几乎成为象牙宝塔中的僵硬标本。正如友人刘复生教授所说：有时令专业人士读起来也头痛，难怪有人责怪lsquo;历史常常被lsquo;遗忘了。（见《从历史大拐角处走来的文武群像》，《美文》2010年第6期第86页）

当今，随着整体社会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各阶层对历史读物的需求与日俱增，读者不仅需要了解历史发生、演进的过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有了想要感悟过往人们心灵活动轨迹的诉求。毕竟红尘滚滚千年不绝，世道人心与人间纷扰自古有之，不过是换了场景罢了。青年毛泽东谙熟王朝兴亡，放眼滔滔东逝的湘江，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呐喊；而更多的人关注生活本身，有意在稗官野史、诗赋小说乃至于旧戏间寻觅前代的百味人生，或在传世的杯盘俎豆中揣摩昔日的生存状态，希冀达到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境界。

在工作与生活压力日趋紧张的时代，历史学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确需要更直接地关照现实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满足民众阅读的需要。早些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受欢迎，正说明这一点。近年来，大量各种历史题材的读物蜂起，也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旺盛。专家学者应该也能够一展灵动的文笔，继承我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叙述传统，写作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因为这是活的历史。

多年来，笔者在研究之余，一直抱有写作散文的爱好，曾有一些文字发表。三年前，承蒙《美文》杂志社穆涛先生的热忱邀约，在该刊上开设宋朝士林讲坛说栏目，翻检史籍，用心下笔，陆续发表了有关北宋人物的系列历史散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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