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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刺激着后来的宋案研究者，以至于绝大多数研究者均把寻找刺宋主谋作为最主要的方向，却一直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较早一些的著作和那些深受革命史观影响的著者，大多毫无保留地接受国民党方面的研究结论，只不过文字表述略有差异而已。如前述谷钟秀、马震东、邹鲁、陈功甫、魏野畴、孟世杰、李剑农、吴玉章、陈志让、吴相湘、郭廷以、胡绳、黎澍、陶菊隐、丁中江、胡绳武、方祖燊、李新、陈旭麓、何泽福、李宗一、李守孔、李云汉、徐中约、李侃、金冲及、张宪文、张玉法、朱汉国、来新夏、唐宝林、郑师渠、张海鹏、朱宗震、侯宜杰等人所著或主编之书，[8]以及沈云龙、王涵、何泽福、饶怀民、刘大年、朱怀远、袁伟时等人所撰文章，[9]均将袁、赵视为幕后主使。日本学者萱野长知、片仓芳和、松本英纪、菊池秀明、渡辺竜策、樋泉克夫，以及美国学者欧内斯特P﹒扬、史扶邻等人论著，还有刘吉祥（国籍不详）的英文著作，也都持同样看法。[10]

唐德刚实质上也认为袁、赵是幕后主使，只不过他又对二人在杀宋心态及背后考量上的差别进行了区别分析，他说：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11]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或多或少受到赵秉钧自我辩解的影响，而又加以个人的判断，倾向于怀疑或否认袁、赵为幕后主使。如廖大伟认为：从袁世凯的一贯信仰和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世凯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对lsquo;主谋说原证据的逐条解读考析，我们认为对袁世凯的传统指认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袁世凯不是lsquo;刺宋主谋，没有主观故意的痕迹。[12]他认为刺宋乃应夔丞所为，并上升到共进会刺杀宋教仁的高度来解释；而洪述祖则充当了鼓动、纵容应桂馨的角色。[13]但奇怪的是，他对于宋案关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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