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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面自首，诬陷黄兴派其在京组织暗杀机关，然后由京师地方检察厅移请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作为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的抵制。此种伎俩让张謇实在看不下去了，致函袁世凯道：吾人深知周予觉、周予儆之诬扳与物证之虚造，于审讯之时必昭然大白于天下国民数千年之特性，对于冤案无不感奋激昂，有同身受，于负人望者横被冤抑为尤然，传诸稗谣，被于闾巷，已成一般社会之心理。何苦故犯众怒，至于如此？[119]

袁世凯的第三个策略，是想方设法纠合各派力量，对付国会内稍占优势的国民党人。

此种策略，早在刺宋案发生以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实施。刺宋发生后，袁世凯更极力联合统一、共和、民主各党，借以达其目的。[120]工商总长刘揆一赴沪吊唁宋丧之前，曾于3月29日谒见袁世凯，谈及善后事宜，以政党内阁为请，袁意味深长答道：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121]其时，外间正传闻有人将组织进步党，袁世凯对刘揆一所言传出后，有人认为：所谓进步党者，即袁大总统仿日本桂太郎组织新政党之办法，以为抵制国民党之物也。[122]虽说袁世凯自己组织进步党之说并不准确，但他的确在谋划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联合组织进步党之机对付国民党。为此，他对国民党议员采取了收买分化策略。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人吴景濂曾述其事道：

袁、赵恐在沪国民党孙、黄诸先生对此案（指宋案;引者）不能恝置，恐不久有军事发生，又恐国会定四月八日开会后，对此案大肆攻击，虽〔遂〕一面备战，又一面用钱贿买两院国民党议员入拟议中成立的进步党，并唆使孙少侯（名毓筠）等另组政党名为政友会，专收买国民党两院议员，以减少国民党在两院议员之人数。复派孙少侯、林述庆等秘密见予，请予脱离国民党，以五十万元为用，其组党费另外酬给，予严词拒绝之。[123]

日本报纸也有报道，谓袁世凯为了对付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无所不用其手段：

袁以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颇占多数，遇事掣肘，不能为所欲为，遂以金钱买收国民党议员，且对于该党议员之有力者，以内阁总长之条件诱之，不动，则用他法以制之。如对于有刚直声望之李肇甫，前日曾促其父使之归里，其一证也。又使该党之软派议员组织第三党，以分其势力，而使其纷扰。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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