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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血儿在批驳赵秉钧自辩勘电时，也对袁、赵阴谋倾陷国民党领袖有过一段痛斥文字，他说：

盖赵秉钧以为只要将主谋杀人一层赖过，若收买提票则不妨承认耳。不知阴谋倾陷毁坏他人之名誉，实亦为犯罪之行为。试问政府，不以堂堂正正之手段，施行政策，而乃日与宵小为缘，密谋倾陷损坏政敌之计，是岂政府所当为者乎？试问政府，不以国民金钱为国民谋幸福，而乃挥霍国民之金钱，收买倾陷政敌之物件，以快一己权势之私，是岂政府所当为乎？即此阴谋倾陷一端，政府已失其所以为政府之资格，而袁、赵、洪、应等于《刑律》第二十三章、三十三章之罪，已经成立，矧尚有主谋杀人之死罪耶？[179]

但遗憾的是，此后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两个多月当中，国民党各大报纸几乎看不到对袁、赵支持洪、应以不法手段倾陷政敌的抨击，而是继续将袁、赵视为刺宋主谋，予以攻击。与此同时，袁世凯方面却大造舆论，攻击国民党人借机制造事端，阴谋发动二次革命，在舆论上基本上压制了国民党人。

第四，刺宋案发生后，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国民党人始终未能发出统一声音，进行统一行动，这毫无疑问削弱了他们协力对付袁世凯的力量，同时为对手提供了攻击的靶子。

国民党内部原本就有稳健派、激进派之分，刺宋案发生后，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显。稳健派，或者如黄远庸所谓文治派法律派，主张以法律为手段对付袁世凯；激进派，或者如黄远庸所谓武力派武断派，主张以武力倒袁。[180]国会当中的国民党议员绝大部分属于法律派。黄兴对宋案也主张法律解决，曾在5月13日致电黎元洪谓：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款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181]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则主张武力倒袁，并与黄发生争执。曾参与会商处理宋案办法的李书城记述道：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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