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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机关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2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以卡罗尔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

在苏联红军入驻比亚韦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尔会做修理钟表的工作，也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他苏联政府部门做各种我专业领域内的活儿。其中包括开钥匙遗失的保险箱、换锁、配新钥匙、修理打字机，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机械师，也担任机械拖拉机站[Meical Tractor Station，简称MTS]的修理店的店长。我修理拖拉机的轮子及履带、农用机器，还有各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车。在这个机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组的领导，也是技术总监。同时，我还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的苏维埃代表（gorsoviet）。3

巴登无疑是一个很出色的机械师。但仅凭专业技能本身是无法让他获得苏联机关中的这些职位的。显然，他深受苏方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出重头戏;事发当日最恶劣的犯人之一，劳丹斯基家的哥哥齐格蒙特的自传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奥斯特维兹（Ostrowiec）监狱中写给华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rawiedliwo?ci U.B.P.w Warszawie）的请愿书：

我们的领土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SSR）之后，我为了躲避苏联当局而躲藏了约六个月在我为了不被驱逐出境而逃亡的过程中，我没有加入那段时间在我们领土组建起来的逃犯团体，但我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封请求信，由莫斯科检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号）转寄给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前者随信附了一道审阅令。在问询和调查之后，他们证明了对我的判决是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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