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孩子。在那里,她碰到一位和她同样悲惨的妇女,那位妇女的孩子得的是严重的癫痫病。那个孩子长得并不可爱,可是她看着看着就伤心起来,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了妈妈的人看见孩子时再也没有当姑娘时那种对孩子的不屑和厌恶了,内心始终会涌起一种巨大的同情来。她们成了朋友。那位妇女是个下岗工人,叫吴玉珍,她没有钱去给孩子看病,对孩子也不抱任何希望。她对程琦说,我打算再生一个,你呢,难道你不想再生一个吗?程琦一听,沉重地摇摇头说,不,我不再生了,我要把这一个看好,一定要把他治好。吴玉珍绝望地说,能看好吗?大夫都说,我们家这个是没指望了。程琦说,能行。于是她把自己孩子的病情和上海陈教授的话给吴玉珍说了,并建议吴玉珍带孩子去上海看看。两人分别的时候,都特意把电话告诉了对方。
认识了吴玉珍,程琦觉得自己儿子的病并不算什么,她越发地自信能够看好儿子的病。认识了吴玉珍,她便每天都去那儿晒太阳。在那儿,程琦还认识了一个某大学退休的体育系教授,叫霍雷。霍雷在大学里是教运动生理学的,他对程琦说,我给你教一些让孩子运动的方法。霍雷还给程琦拿来一套人体运动生理的教材,给程琦讲人的生理结构。一段时间里,程琦回到家里一直在研究那几本书。
在那儿,她还认识了一些好心的人,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尤其是从霍雷教授那儿,她懂得了如何让儿子站起来。现在她给陈教授打电话,再也不是讲那些江湖术士的药方,而是和陈教授探讨如何治病的问题。她说话的口气也变了,有时甚至是笑着的。她给陈教授讲灵灵的故事时,也绘声绘色。不过,陈教授的诧异是显而易见的,不久,陈教授主动打电话过来,问灵灵的情况。
程琦还在那个广场上结识了一大批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她在那儿和霍雷教授教灵灵运动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围过来。霍雷教授就对一些人说,这个孩子本来好好的,是生的时候出了问题,医院太不负责任了。一说起医院,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仇恨和不平。广场上一下子炸开了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要程琦一定要告医院。程琦说,我丈夫正在告呢,都一个多月了,法庭还是不开庭。一个报社退下来的干部说,干脆就找一帮记者给捅出去,看医院和法院怎么办。程琦犹豫着,回家给杨树说了,杨树说,先不要着急,法院说下周开庭,到时候我们再找记者不迟。
开庭那天,医院派了个代表。程琦在广场里结识的一帮人都来了,报社退休干部还带了两个记者来。程琦见来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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