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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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