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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