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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苏联改变密码的原因。原来破译苏联密码的事走漏了风声，泄密者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韦斯班德其实并不知道苏联人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尔比参与这项工作时，苏联人才了解他们损失惨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帮助他们成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他刚刚回国，澳大利亚的吻合就停止了，苏联人虽然可以取消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对他们一九四八年以前的电文进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调驻华盛顿，这使苏联人得以监视我们破译工作的进展情况。苏联人知道我们在维诺纳泄密后，迟早要解决寻找更多的吻合信号所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基本上停止了。

几年以后， 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纳访问英国， 并请他帮我们在英国继续搞维诺纳行动。加德纳是个不爱说话的书呆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码分析员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谈起他在自己办公室里是如何进行吻合工作的，并告诉我有个名叫菲尔比的抽烟斗的英国年轻人经常在他工作时拜访他，并从肩膀后偷看他的工作，然后对他大大赞扬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纳变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觉到我们正在利用他的破译密码从事数学以外的工作，对此，他很恼火。

我从来不想让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烦。他常常说。在他发现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进了电梯以后，大为震惊。他和我一样认为罗森堡夫妇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仍应宽大处理。在加德纳的眼中，维诺纳是件艺术品，不应让残酷的麦卡锡主义来玷污它。但在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中有少数官员却把破译密码的成功看作是冷战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强化了反间谍调查，而这种强化则在我们首次破译苏联密码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因为虽然西方政治首脑真心实意向苏联伸出友谊之手，而苏联却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进行间谍活动。例如在九月的那个星期里，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国发射了大量的电讯，详细指示怎样把盟国战俘押送苏联，因为这些战俘都曾反对过苏联，如哥萨克人等。许多电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将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电文时，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报人员一定非常震惊：一九四五年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只不过是把德国的集中营变成苏联的古拉格罢了。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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