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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弄错了。
我在沙漠区度过了六年,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雅尔塔以后,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却又呆了两年。我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我认为至少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全灵大楼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汉堡。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鲁迪汉堡是苏妮亚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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