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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阿利斯特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选择错了。他是一个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却一事无成,而他的大学朋友如布伦特本人以及图林,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图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脚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布伦特告诉我。
我想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问。
海军部,不是吗?
你说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东尼。你说你在跟我说实话
布伦特一味地拨弄炉火。
我永远不会是惠特克钱伯斯。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他指的是那个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他供出了他的同伙的名字,包括阿尔杰希斯在内,并出席了国会委员会的一系列危言耸听的听证会。
这太像麦卡锡主义了,他继续说,出卖,告发,政治迫害
可是,安东尼,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免予起诉的原因。这是你的抉择,你要是假装不知道,不愿意合作,就没有什么好处
布伦特不吱声了。从一九三七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他的压力却从来没有解除过。
我想你要把侦破重点转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后说。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写了一篇关于沃森情况的长篇报告,建议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通过D 处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把报告呈交给霍利斯和琼斯。麦克唐纳是接替卡明的职务的。卡明最终意识到他坐不上副局长这把交椅,接着便退休了。麦克唐纳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过去在印度当过警察,喜欢第一流的烹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欢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干工作也有翻脸的时候。
五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后来在参加D 处三科的年度检查会时碰到了霍利斯和琼斯,我提到了这件事。我问,为什么不批准这次调查?起先,他们谈了一大通什么优先权哪,什么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们,D 处三科的工作任务就是找线索,如果D 处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话,他们就应利用D 处三科找出的线索来执行任务。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嫌疑犯的线索,可是此人还在享受着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密的最高权利。我说,如果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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