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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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