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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和谐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业摆在他面前，而他的未来却在我的手里。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 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关汉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们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后来的事业。对几十个认识他的人都进行了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审查为借口来完成的。

哈里特这件事最难的方面是，调查很快就揭示出，汉利在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破裂后有过一个痛苦的童年。他的心灵烙上了强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疗。从他的履历看出，他当时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年轻的官员。这件事汉利在当时就告诉了安全局。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绝对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说。

在汉利的早期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当过间谍的迹象。大战前，他在牛津是一个聪明而稍为左倾的学生楷模。战争爆发后为了拿学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后他参加了国内防御部队的一个探照灯团，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并没有使像汉利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大材小用。当时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自寻烦恼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负。

他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进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戈利金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是克格勃的一个招募场所（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来源，并没有一点点证据能证明汉利曾与他们有牵连）。俄语课使汉利第一次接触俄国人。从那以后，他的经历似乎不可思议地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达佩斯与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一起为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克格勃官员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个招募中级间谍的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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