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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干扰痕迹。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假叛逃者，尽管费多拉和大礼帽肯定是的，甚至联邦调查局在我退休以后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结论。但我认为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时间里都被利用过;用潘可夫斯基来影响我们对苏联导弹技术的看法；用诺森科来影响美国对肯尼迪刺杀案件的态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费多拉和大礼帽是用来破坏最为重要的英美情报联盟的一个系统预谋的一个部分，也是用来帮助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制造有关洲际弹道导弹进展工作的假象。

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三个叛逃者所提供的关键情报的时间。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级间谍的情报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后三年这个时候。这正是霍利斯赴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汇报米切尔案件调查结果的时候。要在英美情报关系之间打开缺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军情五处内部那名未被侦破出的间谍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尔顿对戈林涅夫斯基的怀疑使这个故事没有造成那种可能会造成的激烈冲突，反而在事实上加深了英美双方对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紧接着，费多拉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了马尔特里：对另一个核间谍的发现是在英美之间制造最大程度上的紧张气氛的保证，尽管克格勃做梦也没有想到军情五处对检举揭发处理得像他们那样拙劣。

数月之后，仿佛是一个配合默契的战役的一部分，大礼帽把我们引向了博萨德。美国武器技术又一次被牵涉到，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国在抗议英国安全部门的弱点时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起积极作用。当我们对博萨德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时，我们的结论是，整个先进的美国制导系统实际上都已被出卖了。斯图尔特事先给安格尔顿一本复制件，上面附着两个字的备忘录，内容很干脆：救命！

对英国说来很幸运，安格尔顿能保护我们不遭残杀。但这只是一件控制严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断。

我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历山大利亚区一家小小的中国饭馆去吃饭，他的儿子常去那里吃饭。当安格尔顿感到有必要进行谈话时，这个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保不受干扰，因为中国人不让俄国人进来。